“他去跟餐厅老板讲世界、讲人类,把我气死。”东北小伙儿鲍冠宇这样“抱怨”他的创业合伙人、台湾小伙儿徐韬。
“鲍冠宇把徐韬‘骗’来北京创业”,已成为这组搭档说笑的一个梗。这个两岸团队,当下正构建在用工商户与求职者间进行智能匹配的灵活用工平台——他们比喻为用工领域的“滴滴打车”。
鲍冠宇说,徐韬演讲能力极强,文化水平又高,能和投资人谈得特别好,但到一线市场就稍显不接地气;而他综合能力强,善于和客户打交道,“所以我们打配合”。
“我们思维方式不同,天天‘吵’,但也彼此离不开。”徐韬也笑说。
这对来自天南与海北的搭档,向中新网分享了团队的创业故事。
四、五年前,徐韬还在台湾读新闻系本科,并同时推进一个帮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进行匹配的创业项目。一次课堂上,徐韬分享了这个项目,课上一位大陆交换生随即跟他说,这个模式可以做成服务企业的商业项目,在大陆一定能做起来。这位交换生,就是鲍冠宇。
徐韬去北京前,两人只单独见过一次面,从下午两点聊到晚上十点。徐韬说,那时还半信半疑,就想先去大陆考察看看。
“我早有创业想法,当时留意了35个左右台湾青年作为‘备选搭档’。”鲍冠宇笑称,最终“选中”徐韬,除了两人能力互补,更重要是有共同的长远目标。两人都想做一份面向未来的事业,对大陆市场潜力、创业所需付出,认识几乎一致。
2017年,徐韬往返两岸数次,确定了项目可行性,当年8月和鲍冠宇在北京清华科技园注册了公司。2018年,徐韬把家搬到了北京。
“他刚来的时候,看到合租房10平方米不到,还是公共厕所,人都蒙了似的。”鲍冠宇说,徐韬刚来时,生活条件上心理落差很大,但很快就适应了。“我跟他说,你选择了,这就是北京创业的条件。当然也有更好的房子,我们得自己去创造。他心态很好。”
徐韬只身来大陆,鲍冠宇也感到对搭档有些亲人式的责任。一次徐韬在外地出差时感冒发烧,又不知到哪里买药,只有给鲍冠宇打电话。鲍冠宇接到电话先有点诧异,然后帮徐韬点了感冒药外送。“他也只能找我。”鲍冠宇很哥们儿地说。
2018年,面向大学生群体的灵活用工平台上线。清华科技园附近就有不少大学,“轻松找工作”的特点让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吸引到近万学生用户。
“当时觉得创业太容易了,然后就发现我们太单纯了。”徐韬笑说,当学校开始期中、期末考,学生就不工作,大量餐饮商户打电话来投诉。暑假一来,学生用户干脆直接“消失”。团队于是下线产品、向商户道歉,开始修正业务模型。
徐韬说,这期间,有10个月发不出工资。团队租不起办公室,只能在各自家中线上开会、偶尔聚在一起讨论。每个人的信用卡都刷爆了,他也吃了10个月泡面。
“我家境不算太差,但觉得总不能一直靠家里;就努力降低生活成本、给自己压力,想着要尽快找到方向,让公司产生收益。”徐韬说,那时也不确定下个版本怎么改、市场要什么,但他坚信,灵活用工在发达国家既已有相当高比例,在中国也将是必然趋势。
当时,团队每个成员每天一家店一家店和餐厅、酒店老板聊天,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了解市场需求,跑遍了北京所有商圈。
徐韬说,过程中有很大心路历程变化。“首先发现做事业不是靠运气,不是说大陆有什么优惠条件,我来试试能获得什么好处。而是一旦要做,就要把所有的精力、时间全部投入,才有可能成功。”
也正是破釜沉舟的踏实调研,给了徐韬此后面对投资人的底气。
2019年下半年,团队上线了创业以来最满意的版本——“小包智工”。徐韬说,过去的招聘平台做的只是信息交换,是“线上布告栏”,他想做的是用工领域的“滴滴打车”,只不过雇主订单发出后,派来的不是车,而是适配的求职者。求职者也可结合不同雇主的要求与自己的可支配时间,灵活安排日程,同时为多家雇主工作。
但春节期间疫情暴发、餐饮业歇业,“小包智工”的业务完全“停机”。没想到的是,投资人对“小包智工”反而更感兴趣,项目融资资金很快到账。
徐韬分析,疫情期间,商户间缩减成本的“共享员工”模式兴起,“疫情让大家看到,灵活用工的市场是有很有发展潜力的。
今年7月底,“小包智工”正式重启,营业额一个多月就达到200多万元人民币。
徐韬说,如今网购电商业务的整套产业链已经成熟,服务贸易也一定会经历互联网思维的变革,而大陆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市场,也是最友好的。“如果不是我来做,就会有别人来做,我希望自己成为社会进程的一部分。”
他还说,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新一代工作者,比起忠于企业,更加忠于自己,是更灵活和自由的灵魂。“我们认为工作者是智慧化的工作者,有主体性,不是附属于某家企业的螺丝钉,这是我们为什么叫‘小包智工’。”徐韬说,希望通过小包智工,让工作者更体面、更有尊严。(作者 李晗雪 李雪峰)